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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說唐朝形成了“世界性帝國”
首先,我們來認識一下本書的作者陸威儀,他是美國著名的中國古代史專家,生于1954年,師從何炳棣,畢業(yè)于芝加哥大學。他的研究,主要關注的是中國文明的不同方面,尤其擅長從政治和社會層面考察中國問題。著作頗豐,他在“哈佛中國史”叢書系列的著作共3卷,包括《早期中華帝國:秦與漢》、《分裂的帝國:南北朝》及《世界性的帝國:唐朝》,此外,《早期中國的寫作與權威》、《早期中國的空間構造》等也是其知名作品。
作為一個國外史學家,作者陸威儀打破了“中國是一個不愿變通的大國”,這種中心論調,并從西方讀者關注的中國史角度出發(fā),以安史之亂入手,研究其給唐朝乃至中國歷史的影響,比較客觀的描述了,盛極一時的唐朝作為世界性帝國的方方面面。為大家展現(xiàn)了一個充滿活力的,轉變中的中國,包括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城市生活、文學等各領域的新變化。
說起唐朝,大家的印象大都是比較美好的,畢竟那是中國歷史發(fā)展的鼎盛時期,無論是國際地位還是經(jīng)濟發(fā)展,亦或是千古流傳的詩詞名句,都讓人為之感嘆。唐朝文化表現(xiàn)出的包容性、開放性與多樣性,無疑為中華文明的發(fā)展奠定了基礎。當大多數(shù)國家,還處于奴隸制壓迫時,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經(jīng)締造了一個民族平等、民族融合的大唐帝國。唐朝是古代文學發(fā)展的黃金時期,僅著名詩人就有上百位,更有像李白、杜甫為代表的,這樣知名的大家;經(jīng)典詩歌5萬首左右;繪畫、音樂、舞蹈和雕塑等方面,也有不同程度的發(fā)展。其中,唐朝小說可以稱得上是唐代傳奇的出現(xiàn),它將人的經(jīng)歷和社會背景等,重要方面引入到中國文學中,是中國文學發(fā)展的重要標志。但在作者的眼中,他對于唐朝的看法,不是局限于繁榮昌盛的局面,而是以獨特的著眼點,也就是安史之亂為主線,通過安史之亂爆發(fā)前后,唐朝文化、居民生活、社會結構及政治制度等,多方面的重大變革展開描述,無論是文化方面新的題材產生,亦或是居民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化,還是與政權密切相關的均田制,以及府兵制的取消等,都反映了安史之亂對于中國內部的影響。同時,安史之亂對于唐朝世界帝國的架構,同樣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我們知道,唐太宗李世民時期,就得到“天可汗”的地位,卻在后期逐步消失,疆土版圖不斷縮水,不過后來,中國開創(chuàng)了東亞文化圈,并對日本、韓國、朝鮮等國家的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所以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,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分水嶺。
下面我將從三個方面,為大家解析這本書。
第一、唐朝的文學及變革運動。
第二、引發(fā)唐朝變革的安史之亂。
第三、唐朝為何被稱為世界帝國。
首先,為大家解讀本書第一個重點:唐朝的文學及變革運動。說起唐朝,大家會想起繁榮的盛唐文學,它是繼先秦后又一個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的黃金時期。而且我們前面也提到過,唐朝是古代文學發(fā)展的黃金時期,僅著名詩人就有上百位,更有像李白、杜甫為代表的,這樣的知名大家;詩歌類型也是多樣的,成熟的格律詩構成了唐詩的主體,也孕育了產生宋詞的產生。而經(jīng)典詩歌也有5萬首左右;繪畫、音樂、舞蹈和雕塑等方面,也有不同程度的發(fā)展。本書作者認為,唐詩之所以能在唐代達到最高峰,源于唐詩的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,擺脫了南朝宮廷詩的影響,詩歌題材更加豐富多樣,不但有宮廷詩,更有邊塞、田園等多種類型。在唐朝,詩歌意境不再受道德說教的束縛,而是實現(xiàn)了真正的解放,更加善于去表達自我,這也是唐詩達到鼎盛的重要原因。當然,在唐代文學中,其實不僅是唐詩的發(fā)展令人贊嘆,還有唐代傳奇的出現(xiàn),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。就連魯迅先生都認為,唐傳奇具備了小說“有意識講故事”的特征。再就是古文運動的興起,主要指魏晉南北朝之前簡潔的文風。我們熟知的唐宋八大家里,柳宗元、韓愈就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。
而我們之所以提到唐代傳奇和古文運動,是因為在本書中,作者認為:無論是唐代傳奇的產生,還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產生,都源于安史之亂。而且,因為受到安史之亂的影響,讓不少人開始嘗試用小說、散文的形式,開始探究自身的境況,表達對“皇權權威”理念的倡導,這也標志著安史之亂,讓知識分子開始思考社會問題,探究出路。安史之亂對于唐朝的影響,不但表現(xiàn)在文學上的變革與創(chuàng)新,還有唐朝的市民生活、科舉考試、政治制度等方面,都發(fā)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。
首先來說一下社會生活,因為取消了里坊制,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樣。在我們現(xiàn)代生活中,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影視作品中,我們都能看到盛唐時期的長安有多么繁榮,但可能大家并不知道,那時候長安居民的生活是有諸多限制的。居民住的坊類似于如今的小區(qū),設置了圍墻和大門,進出都是有固定的時間限制,一旦錯過時間點兒就要受到處罰,這種制度就叫“里坊制”。設置的初衷是為了安全,不過久而久之,這種限制卻給居民的生活,帶來了極大的困擾。而安史之亂打破了這種制衡,因為戰(zhàn)亂之后,長安、洛陽等大城市遭受了嚴重的破壞,也使“里坊制”很難繼續(xù)執(zhí)行下去。于是,圍擋坊的墻壁不斷被鑿開,臨街做買賣的也開始日益增多。這就打破了以往商業(yè)活動區(qū)與居民區(qū)的限制,居民住宅與商業(yè)區(qū)逐步融合成了一個整體。之后,唐朝就直接取消了“里坊制”,居民的生活也就變得更加自由了,這在一定程度上,也激活了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。在眾多興盛起來的行業(yè)中,作者認為,長安的花街柳巷就是一個獨特的縮影。
是不是聽起來覺得不可思議,畢竟這個名字聽上去不像是一個文雅的場所。但放在以唐朝為背景的時代下來看,花街柳巷有著不一樣的意義。比如說這些場所的女子,她們在文學、藝術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較高的,像薛濤、魚玄機也是有名的才女。很多文人墨客,進京趕考的學子,都會光顧這樣的場所,包括我們熟悉的著名詩人白居易,也不例外。他們背井離鄉(xiāng)來這里參加科舉,既滿足了生理需求,也滿足了社交、精神、文化等方面的需求。長此以往,這類場所竟成了學子們擴展圈子,積累人脈的社交場所,不僅可以尋歡作樂,還可以在詩文討論中,為官場上的人脈做鋪墊,可謂一舉多得。所以作者認為,唐朝文化的開放與灑脫的特性,與花街柳巷這樣的場所有很大的關系。
說完了居民生活的變革,再來說說人才選拔的科舉制度,看看科舉是否真的影響了大家族的衰落?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絕對的,為什么這么說呢?一方面,隋唐之后興起的科舉制度,使得非門閥出來的精英也能通過科舉,成為官員,無形之中就擠掉了大家族子弟的位置,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門閥大家族的影響力,從這個角度來看,似乎是科舉加速了大家族的衰落。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,大家族的衰落與科舉制度,好像也沒什么必然的聯(lián)系。因為唐朝的官員中,通過科舉選拔上的官員僅有10%,這個比例可以說是相當?shù)男,所以底層精英通過科舉淘汰大家族子弟的說法,也就很難站的住腳了。而且科舉對于大家族子弟而言,有著得天獨厚的優(yōu)勢,不管是經(jīng)濟條件還是各種教育資源,這些都是生活在底層精英所能享受的。對于科舉的選拔標準,一直比較注重的就是寫作能力,唐代的科舉也是從最初的文學寫作、儒學經(jīng)典、時事評論三項考核,到后來只偏重文學寫作,這也就造成了嚴重的偏科現(xiàn)象。華麗的文章并不一定有具體的實操能力,大家族出來的這些考生,考取功名后也只能在朝廷做官,因為到地方上,他們并沒有處理任何問題的能力,而依賴朝廷的結果,就是削弱了與地方上的關系。所以,隨著唐朝安史之亂后,政府的滅亡,讓這幫只能依賴朝廷生存的大家族子弟,也就一起走向了末路。
說到這里,還有個小插曲,那就是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,他就是曾經(jīng)科舉考試沒有高中的人,但他率領的起義,無疑給了唐朝致命的一擊。他還曾留下了千古名句,如:“待到秋來九月八,我花開后百花殺。沖天香陣透長安,滿城盡帶黃金甲!背酥,就連后來的五代時期,梁朝的第一位皇帝朱溫,也曾是黃巢的下屬,看到這里,你是不是也會覺得,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。黃巢科舉多次不中,率領的起義軍被鎮(zhèn)壓,但結果卻是部下用武力,把唐昭宗逼遷洛陽,終結了盛極一時的唐朝。
安史之亂后唐朝除了在文學、生活及科舉等方面有了變革,在政治格局上也有了新的變化,府兵制消失后,出現(xiàn)了一種新的軍事組織——藩鎮(zhèn)。安史之亂爆發(fā)前,唐朝節(jié)度使在藩鎮(zhèn)的權力,算得上是非常大了,但在安史之亂之后呢,這種局面更是變得一發(fā)不可收拾,因為中央實力興盛的時候,這些節(jié)度使已經(jīng)權力滔天,何況是已經(jīng)衰敗的時候呢?他們很快在各自的地盤稱王稱霸,尤其是之前安祿山管轄的河北一代,由于他已經(jīng)與中央敵對,他的舊部自然就唯他馬首是瞻,這種地方主義發(fā)展到后期,就變成了武裝割據(jù)和分裂。這種局面下,唐朝的財稅等制度就很難再推行,中央控制的土地少了,連帶著均田制就很難推廣下去。軍事方面也是如此,傳統(tǒng)的兵源遭到嚴重破壞,原來推行的府兵制只能改成了“募兵制”,這種依靠軍餉招募的士兵,雖然戰(zhàn)斗力變得更強,也更職業(yè),但缺點是士兵不再是義務的,而變成了付費兵,所以無形中產生的軍費,就給朝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。
由于藩鎮(zhèn)割據(jù),均田制和府兵制,這兩項制度在唐朝后期,也退出了歷史舞臺,在中國歷朝歷代中,這兩種制度可謂沿襲了很多年,所以,它們的消失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本書作者對此也做了說明,他說:這兩個變化標志著,國家對臣民和財政的控制正逐步消失。而從政權統(tǒng)治來說,唐朝后期,是國家從鼎盛走向了衰敗。然而,從市民的角度出發(fā),中央政權的衰落,也有其利好的一面,體現(xiàn)在城市生活中,就是激發(fā)了經(jīng)濟的活力。由此可見,唐朝內部在安史之亂爆發(fā)后,文學、市民生活、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方面,都有了重大的變革,這也是唐朝乃至中國歷史的分界。
第二部分
那么,既然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轉折點,那安史之亂爆發(fā)的始末是什么呢?接下來,我就為大家介紹一下,給唐朝帶來重大變革的安史之亂。
安史之亂發(fā)生在公元755年,當時唐玄宗執(zhí)政,唐朝將領安祿山與史思明發(fā)動了,同唐朝爭奪統(tǒng)治權的戰(zhàn)爭。他們占領了唐朝的長安和洛陽,迫使李隆基出逃到四川期間,將皇位傳于唐肅宗。唐肅宗呢?則派遣了大將郭子儀、李光弼率唐軍收復了長安和洛陽。之后,安祿山以前的部下史思明又起兵反唐。如此反復,直到公元763年,唐朝才徹底打敗了叛軍,結束了這場為期八年的戰(zhàn)亂。因為戰(zhàn)爭是由安祿山、史思明兩人發(fā)起,所以就稱為安史之亂。又因戰(zhàn)亂發(fā)生在唐玄宗天寶年間,所以也被稱作天寶之亂。
前面我們也提到了,這場內戰(zhàn)對唐朝的影響是巨大的,也被稱作是中華文明發(fā)展以來,前所未有的浩劫。安史之亂過后,唐朝經(jīng)歷了重大的變革,也是唐朝由盛及衰、中華文明由開放到保守的轉折點。這時候,你可能會有疑問,安祿山一個大將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能力?不但發(fā)動了戰(zhàn)亂,而且還讓戰(zhàn)亂持續(xù)了那么多年。這就要說說唐朝當時面臨的局勢和采取的制度了。當時唐朝正處于內憂外患的窘迫之際,對內,政治中心不具備經(jīng)濟中心的功能,地方上的大家族,也并不服從管理。對外呢,由于首都在長安,而長安北邊就是突厥,這是唐朝的勁敵。面對國內矛盾和虎視眈眈的突厥勢力,唐朝就設置了“使職”這個新崗位。這個崗位的官員直屬中央政府,下派到地方去行使調配資源的權力。前期主要是負責監(jiān)督鹽、鐵之類的國家專賣品,或者負責人口的稽查等。后期呢?則是根據(jù)軍事需求,專門設置了節(jié)度使,全權管理地方軍事、行政、財稅、戶籍等方面的管理。顯而易見,在節(jié)度使所屬的區(qū)域,安祿山的權力是巨大的。
其實按照中央政府的設想,節(jié)度使也屬于普通的“使職”,并非是常設職務,然而當過節(jié)度使,享受了權力帶來的便利之后,誰都不想再放棄這個職位。于是,他們就接二連三的,向中央提出該職位常態(tài)化的要求。這時候你也許會問:中央政府會答應嗎?答案是答應了。放任一個官員在外面擁有那么大的權力,除了政權鞏固的需要,還有節(jié)度使們確實做出了成績。于是在8世紀初,節(jié)度使這個職位,從非常設職位變成了常設職位。為什么要提到這個節(jié)度使呢?因為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就是節(jié)度使。節(jié)度使的常態(tài)化,以及與地方的結合,就為其提供了挑戰(zhàn)中央政權的可能性。這也就能很好的理解,為何安祿山作為地方的軍區(qū)武將,卻擁有滔天的大權與實力,甚至是足以對抗中央的權勢。
安祿山作為節(jié)度使權力的膨脹,還有一個人起到關鍵性因素,那就是唐玄宗時期的宰相李林甫,為什么說與他有關呢?因為李林甫作為宰相,他很怕那些立了大功的節(jié)度使,會被提拔到中央去,如果那樣,就會威脅到他的宰相職位。這讓他如何能忍?所以,為了保全自己的職位,李林甫就規(guī)定節(jié)度使只能由胡人來擔任。那,是不是只要胡人擔任節(jié)度使,就威脅不到他的宰相職位了呢?其實呢,因為胡人是少數(shù)民族的將領,他們雖然擅長打仗、軍功顯著,但卻不是文化人,沒有那么多計謀,這樣的大老粗就算立了功,也是當不了宰相的,畢竟宰相的這個職位,是一個要有足智多謀,有文化涵養(yǎng)的人,才能擔任的。但李林甫千算萬算,卻漏掉了安祿山這個例外。安祿山是一個血統(tǒng)復雜的胡人,還坐上了節(jié)度使的位置。不但如此,他還一個人兼任三個軍鎮(zhèn)的節(jié)度使,如果這三個軍鎮(zhèn)不那么重要還好,偏偏這三個軍鎮(zhèn),是唐朝時期,河北最重要的三個軍鎮(zhèn)。這為安祿山在河北發(fā)展勢力提供了便利。所以安祿山這個節(jié)度使,可以說是緊握軍政大權和財政大權,加上他還是胡人的將領,所以,他就擁有了眾多忠心耿耿的胡人將士,也可以名正言順的手握大權,擴展自己的勢力。最終形成了,足以抗衡中央政府的實力。
關于安史之亂爆發(fā)的原因,一直是眾說紛紜。一般認為這是由多方因素構成的,比如:統(tǒng)治者內部的矛盾,統(tǒng)治階級與人民的矛盾,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(jù)勢力的矛盾等,總而言之,是多重社會矛盾共同作用下,才爆發(fā)了這場內戰(zhàn)。還有一種說法認為,唐玄宗,專寵愛妃楊貴妃,也是爆發(fā)安史之亂的導火索。唐玄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唐明皇,在他掌權的后期,因沉溺于楊貴妃的美色,歌舞升平,導致了朝政的荒廢。楊貴妃一人得寵更是惠及全家人,像他的兄長楊國忠,就是一個只顧循私誤國的人,也是一個“不顧天下成敗”的人,他不但嫉妒賢能,而且驕縱跋扈,只知道搜刮民財。從這方面,我們足以看到唐玄宗朝政的腐敗,加上奸臣當?shù),種種問題加深了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的矛盾,而楊國忠與安祿山的權利之爭,無疑就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索。不過,本書的重點是關于安史之亂的因果,所以對于安史之亂的爆發(fā),我們也就不再多做敘述了。
第三部分
以上呢,我們了解了安史之亂爆發(fā)的原因和過程,以及安史之亂對中國內部造成的重大影響,接下來我們進入本書第三個重點,安史之亂對于中國外部的世界有哪些影響?既然本書的名稱是世界性帝國的唐朝,作者也認為安史之亂的歷史意義,是唐朝乃至中國歷史的分界。那么我們就來看看那時候的唐朝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吧。
當時的世界格局是這樣的,"天可汗時代"的政治影響力,雖然已經(jīng)消失殆盡,然而唐朝的文化影響力,卻已經(jīng)輻射到了附近的越南北部、日本及朝鮮半島等地區(qū),這些地區(qū)以中國為核心,構成了東亞體系的文化圈,當然這個文化圈,是建立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的。這時候的唐朝主要勢力范圍,和拓展重心是西北方,那么西北方向與哪些國家相鄰呢?首先是西邊的西域,覆蓋的范圍是,如今的新疆和中亞的一部分地區(qū)。西域地區(qū)呢,曾在西漢的時候被中國控制過,不過在東漢后期,政府就失去了對西域的控制權,而這個地區(qū)散居的小城邦,大多被西突厥收服。
前面我們提到了安史之亂爆發(fā)時,突厥是唐朝強有力的敵人,突厥就位于唐朝的北方,范圍比較廣泛,覆蓋范圍是從今天中國的東北部,到中亞一帶。由于地域廣闊,就以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為界,劃分了東、西突厥。對于中原政權來說,突厥從南北朝時期,就是最大的威脅。在唐朝時期也不例外。唐朝初期因為全國還沒有統(tǒng)一,面對突厥的威脅,唐高祖李淵為了換取少量馬匹和生存空間,就選擇了俯首稱臣。而在李世民玄武門事變的時候,突厥更是趁機對唐朝發(fā)兵,直逼長安。李世民無奈之下,只能通過賄賂讓突厥先行退兵。面對這種恥辱,我們也可以想象,李世民對于攻打突厥的決心會有多大。隨后,李世民做了兩部分的調整。一方面為反擊突厥不斷積蓄力量,另一方面對唐朝實行了文治武功,也就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做了重大調整。在李世民統(tǒng)治下,唐朝出現(xiàn)了大治的局面。于是,趁著突厥內部分裂之際,唐太宗鼓動了突厥,對可汗不滿的勢力進行反抗,突厥內亂為唐朝快速崛起爭取了時機。在公元629年,唐朝對東突厥發(fā)起了進攻,第二年,唐朝名將李靖等人,率領10萬兵馬,對突厥的漠北一帶,發(fā)動了進攻,唐軍愈戰(zhàn)愈勇,一舉攻破了東突厥,恢復了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統(tǒng)治,有效穩(wěn)固了大唐帝國的北部邊界。到了李治統(tǒng)治時期,則是攻占了西突厥,自此完成了對突厥的完全統(tǒng)治,中國的國土邊界,也一直延伸到了波斯,就是今天的伊朗邊境,至此,唐朝也真正的到達了鼎盛時期。
隨著唐朝影響力的不斷擴大,唐太宗李世民,已經(jīng)不僅僅是漢朝人民仰慕的天子、皇帝,也成了周邊少數(shù)民族尊敬的“天可汗”,為什么他能做到這一步呢?這有兩方面的原因,一方面是在血統(tǒng)和文化上,李唐王朝受游牧民族的影響比較大。另一方面,李世民追求的不僅是單純的開疆擴土,而是淡化了漢族與少數(shù)民族身份的界限,意圖把華、夷納入自己的國家,或國際體系中去,以此建立農耕世界與游牧世界,并存的大唐帝國。這也是作者為何會把唐朝,定位為世界性帝國的原因。在這方面,李世民的文韜武略與國際視野,是毋庸置疑的,因為他確實為了實現(xiàn)這一目標,采取了一系列頗有成效的措施。在軍事戰(zhàn)術上,他效仿突厥騎兵的裝束,使用不給馬匹穿盔甲的輕騎兵,這對于戰(zhàn)爭的勝利是尤為重要的。同時,他還在某種程度上,實現(xiàn)了民族平等,這也是一種具有深遠意義的策略;而在禮法儀式上,他吸納了少數(shù)民族的元素;官場上,也會任命少數(shù)民族為官;對于為民族和平做貢獻的人,還授予其皇室同姓的殊榮。這種做法,對于唐朝帝國的影響是巨大的。而且這種平衡,是直到唐玄宗時期,安史之亂爆發(fā)后,才被打破的。為什么這么說呢?因為在唐朝完成擴張,形成了大一統(tǒng)的局面之時,西亞的阿拉伯帝國,也趁機崛起了,他們的勢力范圍,延伸到了亞、非、歐三大洲,其東邊與安西都護府的勢力范圍比較近。有個實力強大的近鄰,在兩者實力相當時還能相安無事,可一旦平衡局面打破,勢必要進行實力重組了。其實,雙方在安史之亂爆發(fā)前也打過仗,不過呢,是以唐朝軍隊戰(zhàn)敗而結束。勝敗乃兵家常事,一場對決也說明不了什么,不過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(fā),唐朝應付內亂尚且困難,也就無暇顧及對西域的統(tǒng)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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